我妻子的姐姐

将肇事赔偿轻描淡写当成“做慈善”，在游艇上拍摄渡河的难民，喝着咖啡说“如果有人落水新闻效果就更好了”；在战场摆拍结束，再和翻译调情；找好角度在镁光灯下故作悲悯的流泪，在镜头切到别处的时候调侃难民身上的虱子；采访犯罪者家属时咄咄逼人，不满意“一个人一次犯错，不代表终身都会犯错，这样我们就没办法相信任何人了”的陈述，逼人说出“我和罪犯一起生活了20年”再以此为标题写一篇博人眼球的爆款新闻；自以为坠入爱河，却只是被伪装成爱慕者的同行套路，以她的生活隐私为噱头大做文章。 她制造着被矫饰的真实，享受着虚假而短暂的繁荣，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精致下的疮痍，再被聚焦放大她传播意识形态的镜头所杀死。她是犬儒主义的代表者，是消费苦难、参与视觉操控的加害者，是偶尔真情流露的脆弱者，是隔岸观火的伪善者。她是我妻子的姐姐。